前几年（2019年4月29日）的联合国大会上，以色列驻联合国代表丹尼・达农手持《圣经》，郑重宣称巴勒斯坦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以色列的“应许之地”。这一行为在世界各民族的历史叙事与典籍记载中，几乎是独一无二的现象——以宗教经典作为领土主张的核心依据，打破了普遍的历史与地理认知逻辑。有人曾形象地调侃，若中国也依据充满奇幻色彩的《山海经》来主张领土，那全世界恐怕都将被纳入中国的疆域范围。
今天，我们继续分享徐新老师的《以色列小史》，聚焦“奔向应许之地”这一核心篇章，一同探寻犹太民族家园的创建历程，以及“应许之地”这一概念的起源与发展。
一、“应许之地”的源头：《圣经》中的神圣叙事
“应许之地”的说法源于《圣经》。尽管经文对此的描述较为简短，却成为犹太民族身份认同与领土认知的核心支柱。根据记载，上帝曾亲自晓谕亚伯拉罕，指引他前往一片上帝许诺赐予以色列民族的土地。这片土地在传统上被称为古迦南地，而以色列民族则习惯将其称为“以色列地”。
据史料考证，《旧约圣经·创世纪》《民数记》等篇章中，还对这片土地的大致范围有过描述，大致位于地中海东南部的约旦河两岸到地中海之间。只是由于古代地名的模糊性，其具体边界始终未能有明确界定。
在犹太民族的传统认知中，以色列民族的历史起点并非遥远的上古先民，而是从亚伯拉罕及其后裔开始的——在亚伯拉罕之前的人不被认为是以色列民族的一员。亚伯拉罕也因此被犹太民族尊为“始祖”，他的迁徙与抉择，成为犹太民族“奔向应许之地”的起点。
二、以色列民族的形成：生存刚需、叙事构建与心理补偿
纵观人类历史，一个民族的崛起、一个国家的建立，乃至一支军队的形成，往往源于地理现实与叙事构建的共同推动，而非单一因素作用的结果。以色列民族的形成与发展，同样遵循这一规律，具体可从三个层面理解。
其一，是生存刚需的驱动。犹太民族的先祖最初以游牧为生，逐水草而居，生活漂泊不定。从游牧文明向农耕文明的转型，让他们对稳定的土地产生了强烈的渴求。巴勒斯坦地区（古迦南地）气候适宜、土壤肥沃，恰好满足了他们定居农耕、繁衍生息的需求，这也成为他们认同这片土地为“以色列地”的重要现实基础。
其二，是神圣叙事的构建。为了凝聚族群认同，犹太民族构建了以“应许之地”为核心的故事主线，将这片土地与唯一的神——上帝紧密绑定，赋予其神圣的宗教意义。这种叙事让每一位犹太人都坚信，他们是上帝的选民，这片土地是上帝赐予他们的专属家园，从而强化了族群的归属感与凝聚力。
其三，是流亡后的心理补偿。在漫长的历史中，犹太民族曾多次遭遇流亡与迫害，而“应许之地”的叙事成为他们在苦难中的精神寄托。这种叙事不仅能够凝聚族群力量、约束内部秩序，更在后来成为他们对外扩张、争取领土的合法性依据，是支撑犹太民族走过苦难的精神支柱。
三、迁徙之路：从两河流域到古迦南地
大约在公元前1800年，根据《圣经》记述，亚伯拉罕遵从上帝的旨意，带领族人从祖辈生活的两河流域（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周边）出发，踏上了前往“应许之地”——古迦南地的迁徙之路。这片古迦南地，正是今日通称的巴勒斯坦地区，也是犹太民族心中的圣地。
当亚伯拉罕带领族人迁徙到古迦南地后，当地人给他们赋予了一个新的称谓——“希伯来人”。“希伯来”一词的含义是“来自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对岸的人”，这一称谓印证了以色列人的起源，成为犹太人获得的第一个正式称谓，而他们最早使用的语言，也被称为“希伯来语”。
关于亚伯拉罕迁徙的原因，除了遵从上帝的“神谕”这一宗教叙事外，还有一些基于历史背景的推测。当时的两河流域，周边民族普遍信仰“多神论”，而亚伯拉罕坚持独特的“一神论”信仰，这种信仰上的差异很可能让他遭到了周边民族的排斥，甚至被流放。此外，也有推测认为，亚伯拉罕的父亲可能无法接受儿子坚持“一神论”的主张，认为其大逆不道，最终做出了断绝父子关系的决定，这也成为亚伯拉罕带领族人迁徙的重要诱因（以上均为个人推测，暂无明确史料佐证）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古迦南地并非一片纯粹的蛮荒之地，而是连接两河流域文明与埃及文明的重要地理通道和枢纽，是新月地带的核心商路，堪称“文明的十字路口”。作为亚、非、欧三大洲的交汇点，这里不仅留下了各古老文明的烙印，很可能也是最早走出非洲的直立人向欧亚大陆扩散的重要路径之一。正因为其独特的地理位置，不同时代的列强都曾在此厮杀争夺，而这种复杂的环境，也对在此生活的犹太民族文化的孕育、发展与传播产生了深远影响。
四、流亡与回归：从埃及奴役到重返迦南
大约在公元前1600年，古迦南地遭遇严重饥荒，庄稼颗粒无收。为了生存，亚伯拉罕的后裔雅各带领族人，前往当时相对富庶的埃及避难。雅各的儿子约瑟凭借才华，得到埃及法老赏识，最终官至宰相，负责管理国家事务。雅各及其后代因此在埃及安稳生活了约400年。
然而好景不长，随着埃及政权更迭，以色列人的地位一落千丈，逐渐沦为奴隶，遭受残酷的压迫与剥削。为了摆脱奴役、重获自由，一位名叫摩西的领袖站了出来，他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，踏上了重返迦南的艰难征程。
在返回迦南之前，摩西带领族人在西奈半岛游荡了近40年——这超过了一代人的时间。其目的在于让那些曾沦为奴隶、被压迫已久的老一代人自然消亡，让新一代在自由的环境中成长，从而彻底摆脱奴隶思想的束缚。
在西奈半岛游荡期间，摩西在西奈山接受了神谕，从上帝手中获得了刻有律法的法版。上帝通过摩西，将犹太教的五经及相关律法——也就是以色列人所说的“托拉”，传授给了以色列的儿女。这件事被视为“犹太教”正式开端的标志。
摩西从西奈山下来时，手中捧着两块刻有“十诫”的法版，“十诫”也被后世视为人类道德的基本规范。需要说明的是，以上内容均在《圣经》中以传说的形式记述，基本上未被有价值的史料证实。准确地说，这是犹太民族构建的民族叙事，而非确凿的历史事实。
关于摩西出埃及这一事件，历史上也存在不同的版本。主流说法认为，这是一场摆脱奴役、奔向自由的正义之举，是人类历史上首次明确挑战压迫、宣布人类权利的实践。但也有另一种说法称，当时是以色列人在摩西的带领下，企图推翻埃及政权，最终失败后被驱逐出埃及，这一版本也为这段历史增添了几分争议。
五、定居与统一：从士师时代到希伯来统一王国
摩西去世后，犹太人在约书亚的带领下，于公元前12世纪重新进入古迦南地区。这一事件具有里程碑意义，它标志着犹太历史从此进入了有据可考的现实阶段，不再单纯依赖宗教传说，而是开始有了史料的支撑。犹太人重新征服迦南地区后，统帅约书亚将这片土地分封给犹太民族的十二个支派，由各支派自行管理，开启了犹太民族在“应许之地”的定居生活。
在迦南地区定居的最初150年，被称为犹太历史上的“士师时代”。
“士师”在希伯来文中意为“审判者”，他们既是军事领袖，也是族群内部的法官，负责解决矛盾、抵御外敌侵扰。
这是犹太民族发展壮大的关键时期，各支派在士师时代逐渐融合，形成了一个更为统一的民族，也巩固了他们在迦南的定居基础。
随着民族发展，分散的支派管理已无法满足需求，建立统一政权成为必然。后来，便雅悯支派推选出一位名叫扫罗的人，拥立他为犹太历史上的第一位国王，他大约在公元前1030年即位。
随着国王的出现，犹太历史从士师制正式过渡到君主制，原本分散的群体在王权引领下，逐渐形成一个命运共同体。
扫罗作为第一位国王，标志着犹太民族统一的开端，也开启了统一王国的建立之路。
扫罗最终英勇战死沙场，在位约20年。他在位期间，以色列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，民族国家的雏形也开始显现。
继承扫罗王位的是大卫，他大约在公元前1009年至公元前970年在位，是犹太历史上最伟大的君主之一。在大卫王时期，犹太人最终完成了对迦南地区的全面征战，彻底巩固了在“应许之地”的统治，并建立了以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第一个犹太统一王国，史称“希伯来统一王国”。
“希伯来统一王国”的建立，开创了犹太古代史上最辉煌的篇章。大卫王的名字与耶路撒冷紧密相连，耶路撒冷也因此被称为“大卫城”。
正是由于这位英明的统帅和天才政治家的出现，以色列历史才有了明确的连续性和方向感，为犹太民族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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